姚晨:我在危难之地

作者:张莹莹 来源:《意林12+》

  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身着帅气西装的姚晨以文化领袖的身份亮相。访谈中,主持人问姚晨:“在难民署工作的几年来最让你难忘的画面是什么?”姚晨低头沉默许久,突然坚定地说:“眼睛。面对满目疮痍的世界,本该充满悲伤,而孩子们无辜、明亮的眼睛,却让我读到了希望。”我们也许无力切实改变危局和困境,但我们的关注,却能汇成一股力量,让苦难者知道,自己从不曾被抛弃在孤岛。(爱米)

  这是埃塞俄比亚2012年6月的一天,我作为联合国难民署代言人进行第三次探访。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边境交界处,有个刚成立一个多月的难民营,那是我们此次探访的第一站。在我们到达的一个星期前,难民营里两个种族间刚发生了枪战。许多家庭只剩下了母亲和孩子,男人们在战争中或被打死,或被拉去当壮丁。

  我们探访的第一户人家没能分到难民署发放的帐篷,她们搭了个三四平方米的窝棚,里面什么都没有,四五个人盘腿坐着。窝棚里满是苍蝇,它们成群结队地转圈飞舞,声音大得像战斗机。女主人坐在我旁边,讲述着自己的遭遇。苍蝇停在她的睫毛上、嘴唇上,跟着她的嘴唇上下颤动。她平静地诉说着,并不伸手驱赶。看着她,我想到一个词:“命如蝼蚁”。

  探访前,我总会给自己化上明艳的妆,不希望自己看上去比难民还惨。他们看我是个明星的样子,就会觉得真有公众人物来关心自己,就会觉得被重视。

  在埃塞俄比亚的第二天,我们去了另一处难民营,它的存在已超过十年。一个小男孩蹲在我旁边,他睫毛长长的,特别好看。他的小腿上,一道半尺多长的伤疤已经溃烂,上面爬满了苍蝇。我知道,这个孩子可能活不长了,对于他的苦难,我却什么也做不了。

  二

  2010年,接到联合国难民署的邀请时,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并不知道难民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但我还是决定做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第一位代言人。“难民”这个名词令人联想到非洲、饥饿和贫困,但对于难民的成因,对于难民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一无所知。

  难民署的协议是一年一签的,总部对代言人每一年都会有评定,当然也考虑到我或许会做不下去。老实说,探访后的无力感,让我在这期间有过数次想放弃的念头。2013年,我通过了他们更严格的考核,成了联合国难民署中国亲善大使,一时间我悲喜交加。

  三

  2015年9月的一天,我带着儿子小土豆在三亚度假。我打开手机浏览新闻,而后就看到了那张照片:一个三岁男孩趴在沙滩上,他是叙利亚难民,死于沉船。就像心上被打了一拳,熟悉的无力感再次袭来。我一个人回了房间,坐在浴缸边号啕大哭。

  从三亚回来,我向难民署申请去土耳其探访逃难到那里的叙利亚难民。申请提交没几天,土耳其就发生了大爆炸。当地难民署做出安全评估后,谢绝了我们的探访申请。于是按照此前的计划,2015年12月,我进行了第五次探访,前往巴基斯坦探访阿富汗难民。

  在巴基斯坦,我每时每刻都在内心排练反恐大戏。看新闻,一个月前,非洲就有恐怖分子冲进一家酒店,先对着大堂里喝咖啡的人群扫射,又上到客房,一个门一个门踹开,对内射击,好多人死在床上。联合国难民署这次为我们申请的安保级别是D,仅次于一线战场的标准。

  这次探访的重要对象是一位在巴基斯坦难民营生活了十几年的阿富汗难民女教师Aqeela Asifi,她打破了阿富汗许多部落数百年来不允许女性接受教育的传统。十几年来,有一千多个女童先后在她开办的学校里读书。Aqeela在2015年9月获得了南森难民奖。

  Aqeela的家灯光很暗,四壁皆空,唯一的装饰是南森奖的奖牌。巴基斯坦女性爱美爱化妆,我送给Aqeela一个化妆盒,还有一条苏绣披肩。Aqeela立即把披肩围在身上,又走进里屋拿出一个首饰盒,她从里头拿出一个蓝色的手环,送给了我,还有一串胡椒壳项链。她说:“我们交换礼物,是为了记住彼此。它并不贵重,但即使现在我从树上摘下一片叶子,那也代表了我的心意。”

  四

  时间已过去六年,但我还会时常想起我们第一次探访难民时,在菲律宾马尼拉见到的Mamun博士。Mamun是索马里人,二十多年前,他被索马里政府送到马尼拉学习,按照当时的计划,毕业之后,他要回到索马里为政府工作,但他还没毕业,那一届政府就被推翻了,他的仕途就此终结。

  菲律宾是难民福利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Mamun博士有稳定的工作。按照规定,在菲律宾居住八年以上可以申请本国国籍,Mamun博士已经生活了十几年,但他从未申请过菲律宾国籍。“已经没有了任何亲人,回去干吗?”我问他。他不容置疑地回答:“那是我的故乡,我死也要死在那里。”

  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难民问题似乎都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只要战争不结束,永远会有人流离失所。我见过一些难民,他们在难民营里出生、长大。他们没有公民权,不能离开难民营,不能工作,也就导致他们失去了恢复成正常人的可能。

  联合国难民署曾制作过一系列宣传海报,令人印象深刻。主题是“难民也想拥有和你一样的烦恼”。其中一张海报上,一个男人坐在马桶上,一个女孩推开他面前的门,两个人都呈现尴尬的表情,两个人的周围是一片废墟……

  我们时常会抱怨生活中的小小不顺心,但我们所抱怨的,正是难民所奢求的。

  五

  2012年,我的个人生活发生巨大变故。那时的我根本没有力量去探访难民,太讽刺了!我都不能自救,还要去救别人?可是在埃塞俄比亚探访的那几天,我真把自己的事情忘了。探访的最后一段行程,我在难民营中的手工坊里,和那里的女人一起唱歌、跳舞。有个非洲姑娘特别活泼,搂着我的脖子对着镜头露出笑容。在危难之地,她依然认定生活值得追求,未来值得憧憬。

  在探访中,我经常听到安吉丽娜·朱莉的名字。她为联合国难民署做的探访、宣传和募捐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其实,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问自己:我还能为难民做什么?仅仅是探访,真的有用吗?难民署每次都回答我:“你来,就已经为他们做了很多。安吉丽娜·朱莉所在的环境经常有对难民问题的普及和传播,但在中国,你几乎等于从零做起,你的职责就是告诉所有人什么是难民。如果十四亿人都能来关注和帮助难民,力量会是巨大的。”这个说法不能令我完全满足,但至少,它能让我获得一些宽慰。

  难民的世界是黑暗的。一位索马里难民姑娘对我说:“我的世界只有两天,一天是快乐,一天是忧伤。”这些年,难民给予我的力量却远远超过我给予他们的。

  有时我想,上帝造人,为什么大家不能一样?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喝着咖啡,可能某个地方就响起了枪炮声,又有人失去家园,成了难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这样的事。上帝到底是公平的吗?最初我不能理解,现在我慢慢接受了。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爱它。

  (大牙摘自“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