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外物与身内物

　　成龙从小武行到大武行，从小演员到大明星，一共用了十几年。成名意味着什么？“你想想今天你拿300元钱一天，明天你有150万元的现金在口袋里的感觉是什么？”成为超级明星之后，认识财富对自身的影响，也许是更重要的话题。

　　孩童

　　我是1954年4月7日这天出生的，是父母的独生子，他们给我起名叫“陈港生”，意思是“出生在香港”。

　　我父亲陈志平是山东人，英朗帅气。他3岁的时候随家人到上海，陈家在当时是受人瞩目的大家族。成年后，我父亲和另一个名门望族的女儿结婚并育有两个儿子。日本侵略中国时，上海失守，父亲不得不放弃家里所有的东西，甚至被迫离开妻儿。

　　我母亲陈丽丽此时也在上海，她出身贫穷，也结过婚，丈夫是被日本人炸死的，之后带着两个女儿逃难。家里没钱生活，她靠卖点鸦片换钱。我爸那时候是国民党，在海关工作，抓到我妈妈，从她身上翻出少量鸦片，再看她戴着个兰花，知道她刚刚死了老公，带着两个孩子不容易，就放她走了。后来局势越来越糟糕，我父亲带着母亲上了去香港的轮船，安全到达香港后，马上结婚，于是有了我。

　　我父母在新移民中非常幸运，他们来到香港不久就找到了工作，受雇于法国驻香港大使。父亲成了大使的厨师和勤杂工，母亲当了看门人。

　　我出生时重12磅，父亲后来说，他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婴儿，于是和我妈给我起了个绰号，“Paul”，中文的发音就是“炮炮”，这便成了我的小名。

　　我的出生让家里付出了巨大代价，父亲因此希望我能成才，对我要求也特别严格，每天天还未亮透就拉着我起来锻炼。先来到洗衣房往脸上和身上泼冷水，为的是让我迅速清醒过来，接着开始体能训练，跑步、举沙袋、做俯卧撑，并且花上好几个小时练武术。

　　我那时年纪小，很难体会我爸的良苦用心。我不喜欢去学校上课，在学校我会不断地惹事，老师很无奈，最后在我脖子上挂一块牌子，说明犯了什么错误。譬如，“这是一个吵闹捣蛋的小孩”，或者“这个小孩把所有的书都丢了”，我爸妈意识到我不是读书的料，就把我领出学校，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

　　这时，一封给法国大使的信成为我们家的转折。父亲的烹饪技术和母亲的管家能力给大使的朋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新的工作机会来了，有点好得难以放弃。其中一份工作是去澳大利亚的美国大使馆任厨师长。但是去澳大利亚做事意味着必须放下家庭，我父亲请他的兄弟们喝酒，听他们的意见。在他朋友们的建议下，父亲决定把我送到于占元师傅的中国戏剧学院学习。 这一待就是10年。

　　门徒

　　去学院的这天，我换上了最好也是最喜欢的一套西部牛仔服，戴上帽子，拿起塑料的六发射手枪。现在我还保存着穿着这套衣服的照片。

　　领着我们一家进来的是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叫元龙，是学院里的大师兄，这位大师兄就是日后红极一时的武术指导、导演洪金宝。我爸爸、妈妈要去澳大利亚工作，一走没人照顾我，只有这样的学校可以住校。当时签了10年的合同。这是一份严酷的合同：合约上说，师傅有权得到徒弟挣来的钱，可以惩罚孩子……直至死亡。

　　进入戏剧学院，师傅给我起了一个艺名“元楼”。大师兄来学院时间最长，排位最高，我当时是最小的，新来的学员，排在所有人的后面。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下午正在训练的时候，有人来访，是一对带着小男孩的年轻夫妇。我们心里都很明白，又来了一个新学员。大家正在做特技训练，小男孩抵挡不住诱惑，我示意他过来试一试。他模仿元龙做了一套复杂的筋斗，其他孩子尤其是大师兄心里不爽，显然是没能给新来者下马威，倒让人家出尽了风头。

　　对于师兄们来说，接下来的事情一定是“复仇”。晚饭后，趁着师傅师母外出。师兄元龙和元泰找碴儿，我挺身出来护这个小师弟，挨了元泰几巴掌，鼻子出血。幸亏师傅回来，才阻止了这一切。小师弟充满感激地从兜里掏出一颗糖，放进我的嘴里。直到几周后，我才知道他叫夏令震，师傅给他起的艺名叫元彪。

　　我很快适应了学校的规矩，平静地过着生活。父亲从澳大利亚回来看我，他和母亲请学院所有师生吃饭，席间我父亲提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建议，让我明白了他的举动。他要带着我母亲到澳大利亚去共同奋斗，因此请师傅收我为教子。

　　一天，师傅把我们所有学员召集起来，宣布将选出7个人进表演剧团。元龙、元泰、元华、元武、元奎、元彪还有我入选，成为日后闻名的“七小福”。

　　我们签的合约逐渐到日子了，学院的活也越来越少，师傅所依靠的表演机会正在逐渐消失，这时，与我们一起长大的“福星”基本都离开学院了，各自去闯荡。我向师傅说了自己离开的想法，师傅默许了，他只说：主意已定，必须身体力行，我希望你好。

　　出道

　　17岁，是青年阶段的黄金时期。我在这时离开了戏剧学院，独自踏入了熟悉又陌生的社会。

　　20世纪70年代，香港最大的影业公司归邵氏兄弟所有，他们是香港最初的两位巨头，有自己的电影城，从道具棚、音响、舞台到提供给邵氏公司签约演员的宿舍。

　　当时对高级特技人员会用一个词语来形容——龙虎武师。要想成为这样的人员，就得去做一些高难度特技动作。

　　一天要拍摄一组镜头，表现剧中男主角越过阳台围栏背向摔下，需要完成空中转身，双脚落地，警觉地准备开打。这类坠落大多数是在一根细钢丝的帮助下完成的。

　　那个导演真的很笨，他提出一个疯狂的要求，下坠不用钢丝，武术指导果断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他不希望我们自己的人有任何闪失。

　　在他们讨论的时候，我一直在旁边思考这个特技的可行性。成功的关键在于时间，我当时就认定自己能做到，而且会成功。

　　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随着“开拍”指令的下达，我在头脑中飞快地计算时间，在空中平稳地扭转身体，头部朝上，看快到了地面，使双腿及时地落在地上，在挺直身体的时候，打了踉跄。导演大喊成功了，并兴奋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大家很激动，当然我也获得了“龙虎武师”的称号。

　　1978年，思远公司拍摄电影《蛇形刁手》，大胆起用武师出身的袁和平为导演，并由我担纲主演。结果《蛇形刁手》大获成功。我注意到，有人知道了我的名字，外出时也会被人认出来了。

　　不久，袁和平与我商量，制作一部有关黄飞鸿的新片《醉拳》，我们将《蛇形刁手》成功的模式在《醉拳》中合理完善，影片中，添加了狂放的特技，闹剧式的滑稽表演，以及富有喜剧色彩的哑剧，甚至正剧。

　　《醉拳》之后，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做名人的感觉，吴思远支付给我5万港币的报酬，这远远高于之前承诺的每部片子3000港币的报酬。这比我一辈子见过的钱还要多。

　　成功

　　突如其来的名誉和财富对人有很多影响，我是深有体会，一成名自己也糊涂了。你想想今天你拿300元钱一天，明天你有150万元的现金在口袋里的感觉是什么？那时我就去买钻石，买手表，买汽车。真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完全被蒙住了双眼。通过做慈善改变了我的做人，让我变成踏实、低调、包容的人；在玩古董的时候，又让我对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其实我也不懂什么是真古董、什么是假古董，也被人骗过。经历过这些之后，发现整个人变了，看事、看物也变了，奢侈品对我已经没吸引力了，钻石表、名车、豪宅对我来讲都是身外物。慢慢我才知道，原来现在我所收藏的这些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但这个价值，不管我、你、他，还是全世界的人，都是暂时拥有，所以最好让它们回归社会，充分发挥物质背后的文化价值。

　　（王晓燕摘自《三联生活周刊》图/周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