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潘石屹给中国捐钱

　　【适用话题】文化影响力 慈善动力 名人魅力

　　潘石屹先后向哈佛、耶鲁捐赠巨资引发争议。为何选择耶鲁？潘石屹直言：“把钱捐助给这样的学校，我们非常放心。”有专家分析，内地高校对捐款使用不透明、挥霍浪费，导致不少企业家对捐资持观望态度。但是这样的原因没有普适性，如果陈嘉庚按照这样的标准搞慈善，中国将永远没有厦门大学。陈嘉庚也并非不清楚当时中国的腐败和不透明，但仍然于1937年无偿把厦门大学捐给南京国民政府。

　　既然我们没有反对外国人向中国捐款，我们就没有理由反对潘石屹向美国大学捐款。与其质疑潘石屹的慈善动机，不如反思如何吸引潘石屹们更多地向中国捐款。

　　信仰、善念可以解释普遍的慈善动机，却无法解释慈善的具体走向。信用、价值、情感是人们选择具体的慈善对象通常的诉求点，但这三者的解释力也有限。比如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林文庆去世前，把所有财产分为五份，其中三份连同鼓浪屿的一幢别墅赠给厦大。在当时的认知局限下，林文庆被贴上“污名化”的标签。一位被对方主流话语抛弃的捐赠者——信用依赖、情感回报、价值认同，恐怕都无法解释。

　　厦门大学教授郑振满是福建莆田人，他记得儿时母亲常常念叨的一句话：“如果你要做坏事，死的时候，你自己爬到山上去。”由此便能深切理解到，在这样的乡村文化秩序中，坏人不敢做坏事，而普通人更容易变成好人。郑振满教授把这样的乡村文化称为“没有国家的生活”，它是存在于政府权力的边界之外一个低耗而高效有秩序的社会。

　　中国几千年来就在这样的“社会”里，不靠政府作为，也不靠所谓的慈善组织，悄然地进行着各种修桥铺路式的慈善。我们的祖先千百年来受益于这种自组织的社会。遗憾的是，20世纪初期，这样的传统开始打断。我们更依赖包办一切的政府。只有当一个人大病大灾时发现捐款最多的往往是自己的同事、同乡、同学，才能切身感受到在政府和慈善组织之外，还有一个“社会”可以如此具体地帮助自己。只不过这样的“社会”和过去发达的传统社会相比，功能已大幅度退化，而且面目全非。

　　今天，我们认识到一度被当作封建迷信、陈规陋习扫除出去的传统文化，其实有着巨大的活力与效力时，又开始重新重视乡规民约。但如果只是把乡规民约当作一个个口号，而不是重构一个包括习俗、奖惩在内的社会系统，那么它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如果能在制度设计上，将传统社会与现代法治、市场经济对接，在国家与个人之间，重建一个更有活力、更有秩序并赋予现代文明的社会，则善莫大焉。果真如此，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潘石屹们像陈嘉庚、林文庆那样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捐款。

　　【素材分析】过去，不靠政府作为，也不靠所谓慈善组织，中国修桥铺路式的慈善却在悄然中从未间断，究其原因，是传统的乡规民约把慈善放在很高的位置。所以，当我们号召现代文明社会建设的时候，不要忘记传统文化中有益的精神财富，比如鼓励慈善的乡规民约，同样值得我们积极地去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