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战友尽孝造假，罪在“习惯性拔高”

　　【适用话题】艺术与真实 炒作 虚荣 实事求是

　　举报感动中国人物用意为何？成都市郫县文明办的杨小红这样解释：举报人臧雷原来和董贵生关系比较好，臧雷想把董贵生拉入他发起的“理解万岁”活动中来，但是董贵生拒绝了，于是两人产生了矛盾。在当地文明办看来，这起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内部矛盾”，是因为“个人恩怨”。笔者以为这根本就不是重点。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举报的事情是不是真实的？

　　应该说，举报的内容确有其事。这是因为，感动中国候选人董贵生本人在接受中国之声的记者采访时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文化程度不高，接受媒体采访可能有口误。这个不是夸大，可能是我说快了。”这样的回应是什么意思呢？等于间接地承认了先进事迹与事实不符。用“口误”和“说话太快”不能纾解公众的质疑。

　　正如举报者所言：照顾军烈属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而不是30年前；为84位牺牲战友送阵亡通知书，根本就不符合部队规定，部队不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退伍老兵。那么，虚假的感动中国事件，真的只是当事人董贵生错了吗？

　　不知道董贵生在虚假感动事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想说的是在挖掘榜样的时候，我们的那种“习惯性拔高”的现象在作祟。作为当事人，他当然也想被评上感动中国人物。也可能因此而故意拔高事实，但是作为当地的有关部门为何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其实，不是没有审查清楚，而是故意放过了而已。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典型，需要让自己的典型成为全国典型。这就出现了层层拔高的现象。

　　负责挖掘本地好人好事的作者，会在写材料的时候“高于生活”，让内容比当事人讲述的高一个档次。这个材料到了主任的手里，到了部长的手里，还会被进一步拔高。而当材料报到市里之后，报到省里之后，为了能顺利参评，参与写作的团队，为了感动中国，也会进行拔高。当一级级拔高材料内容的时候，也就有了虚假的感动中国事件。

　　我们往往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身边的人物被评为省市县先进的时候，他们的事迹材料，就连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看了。他们觉得不是自己，我们也觉得他们不是他们。

　　虚假的感动中国事件，罪在“习惯性拔高”。

　　（摘自长江网）

　　【素材分析】炒作是这些年最泛滥的词汇，泛滥得让我们现在听到这个词，甚至觉得习以为常。只是我们见惯了名人的炒作，网络草根的炒作，文艺作品的炒作，却从来没有见过地方政府的炒作。为了一方政绩而故意造假，最终还是会真相大白，贻笑大方。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可感动中国的好人好事又岂能如此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