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做得好才是真正的“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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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感谢这个时代，被大家称之为“鲜肉”的时代，刚好我妈妈把我生成了小鲜肉一枚，每次有媒体问到的时候，我都会坦言回答——我很高兴，觉得很幸运。但在“鲜肉”的外表下，我同样希望自己可以有“红烧肉”的滋味。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男孩子也不例外。但作为男生，确切点说，追求的不是美，而是“帅”和“酷”——除了外形上的，更多的是一种状态，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做事情的方式、态度。

　　比如我从小就觉得跳舞跳好了很酷很帅，所以我很努力地学跳舞，就是为了最后大家看到的我很酷很帅；认为打游戏通关一直赢很酷，那我就一腔热血地研究通关；觉得篮球打得好很帅，我就努力训练打好篮球。有时候我甚至想，可能我追求所有事情的最终意义，就是为了这两个字，觉得车开得好很酷、游泳游得好很酷，那我就去好好做这些事。

　　包括演戏。在我看来，任何事情做得好都是很酷的，这种人在我眼里是会发光的人，好像自带能量光团。我希望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会认真地做每一件事，只要我决定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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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在我身上跟其他男生最大的不同，应该是我和其他人叛逆的形式不一样。很多人去做一些不被允许的事情，认为这是叛逆，而在我这儿，可能是在军艺待过的原因，我所理解的叛逆是自己与自己的较量，你要超越你自己，越难越要做好，这是我对自己“逆反”的方式。我觉得为了超越自己而“折磨”自己，反而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所以每次拍打戏的时候我都会自己上，而且会很拼，有时候导演说可以了，但是看回放时我觉得拍得不够漂亮，自己不满意，就经常会主动跟导演说再来再来。拍《盗墓笔记》的时候，我跟武行的师父说，得多辛苦您了，因为我会主动要求加练。

　　无论是文戏还是武戏，所有戏都有自己的套路，演员得自己慢慢摸出门道。我最开始拍动作戏的时候有点儿摸不着门道，只懂得拼、只懂得用力，结果受了很多伤。拍《盗墓笔记》时有个场景是在古墓里，那棵大树非常高，是棵十几米高的道具大树，上面有一些木板、钉子之类的东西。我有个动作是要非常轻盈地转身旋到树上去，那个动作当时反复来了很多次，就是为了在镜头前看着更漂亮。等到导演说可以了的时候，我还挺高兴地下来跟着看回放，觉得确实打得挺好看。等到卸妆时才发现身上好多地方都划破了，后背吊威亚被勒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类似这样的拍戏受伤对我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家常便饭，我现在的后背、腰、脚等很多地方都有伤，而且因为受伤后不懂得及时治疗和护理，几乎都留了后遗症，比如会习惯性崴脚等。我之前在现场就是那种受了伤也不吭声、不会说停的人，因为怕影响进度，耽误其他人的工作，那样的话自己会很过意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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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学舞蹈出身的，所以我学动作都比较快，基本上学个两三遍就能顺利打下来了。早期觉得动作要打得很用力、很舒展，才有气势和效果，所以我总是特别卖力，直到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时候，严屹宽大哥跟我说，杨洋，你不用这么硬拼。他教我说，你看拍动作不是打得多舒展、多有力道就一定是好的，因为有时候这样反而在镜头里出不来效果，要的是动作在镜头前过去时，一瞬间唰地一下，特别快，要这种感觉才好看。

　　记得在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时候有很多打戏，很多空翻要吊威亚，有一条打戏我拍了二十多条。导演是个处女座，比较追求完美，反复拍了很多遍，最后导演终于满意说行了，我又自己看回放，看着我就说还是不够好，再来吧。两个处女座遇到一起，真是挺要命的事，那时候就一直打一直打，后来连头套都要甩掉了。

　　而拍《旋风少女》的时候，应该是我身体状态最不好的一段时间，在那之前不久，录《花儿与少年》时我腰撞伤了，当时在国外，跟陈意涵一起去玩一个水上项目，结果不小心摔了，回来后也一直没恢复过来，伤没有养好，时差也没有倒过来，紧接着就又要拍戏。因为我先去录了《花儿与少年》，所以进组比其他人晚，就要强密度地补很多场戏。那时每天早上八九点钟到剧组化妆，一直拍到晚上十一二点，身体吃不消，结果突发性耳聋，又得每天拍完戏后到医院输五个小时的液，等到能回家睡觉时都差不多天亮了，导致每天就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那段时期身体特别疲惫，抵抗力差，腰上骨头疼，耳朵又听不见，我打算拍完就休息一段时间，好好恢复下身体，结果紧接着又拍了《微微一笑很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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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影帝的演员不是好演员。就像当年我在军艺跳舞一样，我要求自己做领头羊，同样，拍戏当演员我也希望自己做到最好，至少是尽我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做好。虽然这是一个“小鲜肉”的时代，我也很感谢自己作为“小鲜肉”被大家喜爱，但我希望自己成为“红烧肉”，更有味道，不辜负自己，也不辜负喜爱我的人。

　　而现在，除了努力做好，还是努力做好。

　　（刘振摘自《自在·YOUNG》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