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仲旭：翻译奥威尔《一九八四》 曾两度落泪

　　对于我，遇到奥威尔，无论作为读者还是译者，都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从阅读到开始翻译他的作品，回头想一想，中间似乎有不少机缘巧合之处。

　　我开始接触奥威尔是比较晚的，在1998年，媒介就是王小波，他那本《沉默的大多数》让我读了好几遍，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提到奥威尔和他的《一九八四》：“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经历。”也许是出于爱屋及乌的心理，我就想去读读这本为小波所推崇的书，结果找来了董乐山先生译的《一九八四》，一读之下，这也成了我的“终生难忘的经历”。我一向喜欢历史，总是无法避免产生沉重感，但是有几位作家能像奥威尔这样，早在五十多年前，就以精确的预言，描写和揭露了我们自己有过的一段历史呢？这种描写和揭露本身就是一种锐利的批判，在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

　　然后在1999年秋，我有机会到美国短期学习。在当地书店里，看到奥威尔名下除了《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还有其他不少书，但怯于昂贵的书价，我只是随便拣了本小说《上来透口气》。没想到回国后，当我读起这本书时，却对这本写于六十多年前的书（原著出版于1939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于是，在无人约译的情况下，用我那比之现在更加稚嫩的译笔开始翻译它，想把这本在国内被忽略的佳著介绍进来，丰富人们对奥威尔的阅读。

　　译林后来又约我重译《一九八四》，准备和《上来透口气》一起出。一开始，我顾虑董乐山先生的译本珠玉在前而有些犹豫，后来在编辑老师的鼓励下我终于译了出来，但进度比译《上来透口气》时慢了许多，主要原因就是这是本非常压抑的书。坦白地说，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两度落泪。当然，有一个原因是我目前业余从事文学翻译，译的都是我真正喜欢的书，所以在感情上比较投入。

　　然后在2002年6月，我开始译《奥威尔传》。书中对奥威尔负面性格的揭示虽然可能跟大家心目中以往的奥威尔形象不太一致，但更真实了。

　　总的说来，我喜欢奥威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包括他身体力行的精神和敢于特立独行、讲真话的勇气。鉴于奥威尔的作品至今介绍过来的仍不够多，我今后几年内，会集中精力多译一些他的作品。